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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于谦,张居正和王阳明哪个是明朝第一人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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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22-11-27 22:59

  当年明月在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中,给明代诸多厉害的人物排过名次,他给于谦的评价是“应该排在第二名”,理由是于谦德才兼备,朱元璋和张居正能力虽然高于他,但品行比不上于谦。

  1、

  《龙门客栈》这个系列的电影相信大家并不陌生,但恐怕很多朋友不知道,这部电影正是以于谦先生被冤杀后,他儿子于冕被发配龙门后的故事为原型,虚构出的一系列故事。

  不过,故事的背景虽然来源于现实,但是现实却远比故事要来得残酷。

  成化初年,明宪宗在给于谦翻案的诰文里曾这样说道:

  “当国家多灾多难的时候,是于谦保住了社稷使其安然无恙,他独自坚守公道,遭到了权臣奸臣共同的嫉妒,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。”

  很多人喜欢于谦,或爱他清白的人格,或爱他挽大厦于将倾的救国功绩,而我独爱他敢于直面黑暗、敢于抛弃自身利益几十年如一日与贪官奸臣做斗争为民请命的伟大,哪怕代价是“粉身碎骨”,他依旧“浑不怕”,正如陈奕迅《孤勇者》里唱的那样:

  “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

  爱你孤身走暗巷

  爱你不跪的模样

  爱你对峙过绝望

  不肯哭一场。”

  于谦是一个伟大的英雄,他历事三朝,服官三十五年,位极人臣,却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,他衣无絮帛,食无兼味,“所居仅蔽风雨”,寻常市民家都比他过得好,哪里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从一品大员的家?当别人忙着争权夺利的时候,唯有他两袖清风勤于政事,似他这般“不但才能过人,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,所谓德才兼备者,千古又有几人!”

  2、

  于谦的英雄梦源自于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人:文天祥。

  很小的时候,于谦便在家中供奉上了诸葛亮和文天祥的画像,他将这两位视作自己的偶像,立志要如他俩一般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。

  24岁那年,于谦中了进士,他实现理想的机会来了。

  于谦所处的时代,正处于大明朝由盛转衰的节点,当时的大明朝历经洪武、建文、永乐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,期间虽经历过“靖难之役”,但总体来讲依然是处于蓬勃发展的青年阶段。

  越是在这样的时期,像于谦这样的人才,越是有实现理想的机会。

  于谦很幸运,在他考上公务员的第五年(1426年),他得到了第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:那一年,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,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击败了汉王,在汉王投降的仪式上,明宣宗下令让于谦代表天子数落汉王的罪行。

  老实讲,这个活并不好做,汉王毕竟是皇室成员,说得太过火有损皇室尊严,说得不到位,又容易让领导不满意,谁也没料到,于谦这个新人不仅把这门差使完成了,还办得相当漂亮,史书记载:汉王在于谦的凌厉攻势下,被彻底击垮了内心,只能趴在地上瑟瑟发抖,嘴里还自称自己罪该万死。

  于谦这活办得让皇帝非常满意,大手一挥就赏给他一个差事:巡按江西。

  可别小看这个正七品的巡按御史,他们“代天子巡狩”,位地而权重,“凡朝会纠仪,祭祀监礼。凡政事得失,军民利病,皆得直言无避”,这个职位一般是皇帝亲信担任,等于是皇帝的眼睛。

  于谦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,他上任不久,就给皇帝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——他在江西平反了数百件冤假错案。

  于谦杰出的能力,让他在民间获得了很高的声望,爱戴他的人民为他起了一个很贴切的外号“于青天”。

  但从这数百起案件,我们也能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:明朝的地方官腐败问题很突出。

  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明朝的低薪制度和监察、升迁制度不完善上面。

  明初的时候,朱元璋十分痛恨贪官,他曾下令如果地方有贪官,老百姓可以把贪腐的文武百官直接绑到京城去,到了宣宗时期,这条政策就被废除了。

  政策的调整虽然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,但是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员的工资问题,只是降低惩罚,这不仅不能解决贪污问题,反倒会加大官员贪腐的力度。

  以于谦为例,他当七品监察官的年收入为46两左右,约等于一个繁华地段的屠夫或者富豪家马夫的收入,老实说,这个收入与其它朝代的官员相比,算是相当低了,仅够勉强维持一家五口在城市的生活开支。

  嘉靖年间的名臣何孟春曾经说过:“四品以上禄厚,则家不可以言贫。”

  换言之,四品以下的官员收入算不上多高。

  除了底薪低外,导致明朝官员收入低的另外一大原因就是:朝廷发的俸禄并不是实打实的给,很大一部分会折算成布匹、香料、粮米之类的物资发放,而这些物资的定价往往比市价高几倍,这也就导致官吏到手的实际工资比他应得的少很多,底薪本来就不多,如此一来基层官吏的生活也就更加困难了。

  并不是每一个人,都能像于谦那样,认为“名节重泰山,利欲轻鸿毛”,明宣宗之所以重用于谦开展反腐工作,原因很简单,当时明朝的腐败现象已经相当严重了。

  明宣宗曾经召集阁臣杨士奇、杨荣询问满朝文武贪污的原因,杨士奇答道:自从太宗生病,不再经常外出后,那些到京城的官员便开始公开行贿谋求升迁。

  明宣宗又问道:“朝堂之上,现在谁贪污最为严重?”

  杨士奇的回答超出了明宣宗的预料:“时任都察院主管的左都御史刘观。”

  左都御史主思“纠劾百司,辩明冤枉,提督各道”,换言之刘观这个负责监察百官,考核官员业绩的一把手自己就成了贪污的代言人,可想而知,下面是什么情况了。

  体制的崩坏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丧失,长此以往,地方上就会陷入混乱的局面,严重点还会激发民变。

  明宣宗要想改变这个局面,就必须选择那种心怀正义,为百姓敢于不顾前程、得罪权贵的人,于谦便是这样一个完美人选。

  于谦是一个纯臣,他不仅能力出众、志向高洁,他还有一个很伟大的特质:一心为民。

  于谦30多年为官生涯中,他有19年都在做监察的工作,这活苦不说,还很得罪人,在当时他的同僚普遍贪污的情况下,于谦硬生生把这个职业的上限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:

  一,1426年,于谦在江西平反了几百件冤案,完事后,他还为陕西百姓出头,希望朝廷将当地骚扰百姓的各处官员捉拿问罪;

  二,1430年,因地方藩王、官吏侵占田地,导致军民生活困难,朝廷赋税严重亏空,明宣宗便派于谦等6人到各地“总督税粮”。

  朝廷本来只是派于谦去收税,谁也没想到,于谦在完成基本工作后,顺手就把侵占田地的官员者 “ 审问明白 , 解送京师 ”,敢于阻挠者,直接一封奏折呈报中央。

  三,于谦担任江西、河南两省巡抚期间,因公务繁忙,无法照顾家人,他便把9岁的儿子送回老家,陪伴在自己父母身边,十几年来,他舍弃了自己的私人生活,一心致力于为百姓谋福祉。

  以致于于谦离任的时候,有数千百姓在宫门前联名上书,请求于谦留任。

  3、

  在他的同僚看来,于谦是一个清高,不近人情的人,因此有些人在点评于谦的性格时,就觉得他不知变通,但这些人哪里知道,于谦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和他人,为的只是老百姓日子能过得好一点,国家的未来能更加美好一点。

  于谦打骨子里瞧不上那些整日庸庸碌碌,忙着阿谀奉承、争权夺利的权贵,在他看来这群人锦衣玉食,出行还要搞个排场,有什么用?

  老百姓早上四五点起床,晚上七八点还在做农活,结果到头来,大半收成归了地主乡绅,自己连个饱饭都吃不上:

  “路徬遗老亦堪悲,问着仓皇只泪垂。恒产卖馀无业次,比邻逃尽少亲知。 衰残满冀升平日,饥困仍逢旱涝时。见说朝廷宽赈恤,也来叩首拜恩私。——于谦《路傍老叟》”

  于谦面对农家不堪剥削的现实,他一方面责怪自己能力不足“济世愧无书满腹”,另一方面又呼吁官吏收敛贪婪之心,给百姓留一条活路。

  于谦的伟大如同黑夜中的一盏明灯,他负重前行为百姓照亮前行的路,但也正因为此,他成了贪官污吏眼里的眼中钉。

  一个小人,若是看到一个让他自惭形秽的人,那他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毁灭对方,不幸的是,于谦面对的是一群这样的小人。

  《明史》的评价每每看到,都让人叹息不已:于谦为巡抚时,声绩表著,卓然负经世之才。及时遘艰虞,缮兵固圉。景帝既推心置腹,谦亦忧国忘家,身系安危,志存宗社,厥功伟矣。变起夺门,祸机猝发,徐、石之徒出力而挤之死,当时莫不称冤。

  史书太小,写不下于谦波澜壮阔的一生,他以完美的人格和卓越的才华向我们展示了何为“英雄”:

  哪怕身处最绝望的炼狱,也不要放弃希望,要活得清清白白,坚持为自己、为他人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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